莫言研究

莫言研究

我们哥仨的当兵梦

时间:2008-11-26 10:24来源: 作者:管谟贤 点击:

 

颁发给管谟贤同志的入伍通知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二弟谟欣、三弟谟业(莫言)渐次长大成人,当兵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尤其是我。因为从小爱好文学,听书看戏读小说,我脑子里满是投笔从戎、报效祖国、驰骋疆场、马革裹尸的故事,把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能臣良将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很想做一名职业军人,永远身穿绿军装,为人民放哨站岗。

机会终于来临了。

那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底八月初,离现在已经47个年头了。当时我正忍着饥饿坚持在高密二中读高一,听说部队要从学校招兵,就迫不及待地报了名。经过反复体检、政审,七月底,我从学校领导手里接过了入伍通知书,同时接到通知书的还有邻村大栏的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同学。

这张入伍通知书父母竟然为我保存了四十多年,至今完好无损。它长20厘米,宽12厘米,粉红色带小白花的道林纸,内容是预先印好的,字是大红色的,单位名称及姓名等是用毛笔填写的,邹体,据我揣摩,很可能还是邹龙友先生的亲笔(见图)。但是拿到了入伍通知书的我却没能入伍当兵。

别提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是多么激动和兴奋了,只记得眼泪淌着,手哆嗦着,话也说不清了。能当一名解放军,是我从小的愿望,电影里小说里的战斗英雄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现在就要穿上军装,手持钢枪,保卫祖国,多么神气,多么光荣!尤其听说是当海军,我的那份高兴更是难以形容了,我想象着自己穿上了水兵服,乘上军舰,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去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大有壮怀激烈凭栏处的气概。更何况,当了兵就可以吃饱饭,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少说话,多干活,经常写写稿,怎么也得入党提干,再也不回农村了。再说给家里挂上一个“军属光荣”的牌子,就是牺牲了,也能给家里挣一个烈属待遇,让父母在人面前能够抬头挺胸做人,也不枉父母生养我一番。这么想着盼着,只恨时间过得太慢。

终于盼到了八月五日,一大早吃了饭,去大栏叫上了同伴,他的哥哥当时在羊口盐场当保卫科长,专门请了假回来送他,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赶往县城。

由于心情激动急切,一路小跑,四十多里路走下来也不觉得累。时近中午,我们找到了县人民武装部。听说我们来报到,当时的人武部部长史得同志亲自出来接待我们。史部长细高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像一个大学教授,一见到我们,开口就说:“你们俩回去吧,今年别去了!”我一听,真如掉到冰窟里一般,眼泪“刷”地流出来了。史部长说:“小伙子,别难过了,你们俩是甲等体格,留下来等明年招飞时去验飞行员,当空军!回去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部队欢迎有文化的年青人,只要想当兵,肯定能当上!”我们听了史部长的话,而且知道我们俩的名额已由两个乙等体格的同学顶替,事情已无挽回的余地,只好吃了午饭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们三人谁都不说话,垂头丧气,没精打采,慢腾腾一步一步往家挪,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全家人见我回来,一惊,问:“怎么回来了?”我把情况一说,母亲第一个哭起来,我说:“娘,我走的时候你有说有笑,家里连送都不送,我回来了,你怎么反倒哭起来了?”母亲说:“傻孩子,你还不懂世事,也不懂娘的心啊!”我心里想:我懂,我什么都懂。实际上,当时的我真的还不懂世事,也不懂娘的心,真的弄懂了,已经是若干年之后的事了。

第二年,我和我的同伴真地都参加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先是在县里初检复检,三番五次,过关斩将,沙里淘金,整个高密县只剩下我们七八个人,然后到潍坊去做进一步体检。住在当时还是市郊田野里的结核病医院,晚上在军分区大院看了一场电影,吃饭不要钱,窝窝头管饱,心里很高兴。但这次体检要求更高,仪器更先进,到了五官科,我们俩就被淘汰了,当天就回了高密,心里十分丧气和绝望。那一年,我的同伴考上了山东农学院,只上了四十几天就退了学,非要考北京大学物理系,否则,宁肯去当兵。于是,我们又一同上了高三,高三毕业前,我们又一起报名应征,身体也都合格。当时政策规定,凡体检合格者,如考上大学则优先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当兵。结果我考上了华东师大,去上海上学,我的同学没考上北大,就去当了兵。

直到大学毕业那年,父亲才告诉我,当年我考上大学,村里竟有人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写信到县里告我,说我出身中农,还有一个二叔在台湾(其实当时我这个堂叔生死未卜),为什么能上大学?信转回了大队,幸亏支书在这件事上还明白,骂骂咧咧地说:“人家上大学是考的,你他娘的有本事,自己考去,真他娘的没事找事!”说着就把信撕了。听了这事,我心里不寒而栗。联想到当年当兵没走成,又想到六二年暑假前我已填了入团志愿书,支部大会已通过,就差团委批准了,但暑假后,开学了,竟然没了下文。通过这件事,我对当时的社会才有了深刻的认识,对母亲的哭才真正理解了。就这样,拿到入伍通知书的我,竟然没有捞到当兵。

我虽然上了大学,但心里对当兵仍然十分向往,对部队、对解放军十分崇敬、热爱。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曾有幸与同学们一起以华东局“四清”工作队队员的身份赴安徽省定远县参加了两期四清工作。尤其令人难忘的是第二期在三和公社的时候,我被调到公社党委对敌斗争组担任秘书工作那些与解放军朝夕相处的日子。组里的田廷连、王汉卿都是陆军179师即“光荣的临汾旅”的排级干部,年轻热情,活泼幽默,工作认真,很对我的脾气,不几天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当时定远总团党委书记是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的高密老乡李彬(直到1987年我调回高密,才知道他是高密康庄人),虽然只听过他一次报告,但其雄辩的口才亦足以令人折服。平日,经常见到的是三和公社工作队党委书记,时任滁县军分区副司令的丁亚同志(原陆军81师副师长),副书记,陆军179师副政委王积德,党委委员中有该师参谋长、全国战斗模范、著名侦察英雄李来龙,该师炮团政委王耀柄等同志。其中丁亚同志是老红军,参加过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抗美援朝。战功累累,身上的伤疤有十几处。据说在打潍县时,担任连长的他身先士卒第一批攻上城墙,为了追击敌人扩大战果,抱着一挺轻机枪从数丈高的城墙跳下来。抗美援朝时,已是团长的他,还荣立过三等功。他对部下生活上十分关心,工作上要求严格,尤其反对形式主义。他自己做报告,从不要秘书写稿子,只在香烟盒上写几个字,一讲就是大半天,幽默风趣,逻辑严密。因此,也反对别人开会发言读讲稿。当时盛行学毛著讲用会,不管是谁,上去念讲稿,他就说:“假的,把讲稿丢了讲!”弄得好多人当场下不了台。王积德是标准的山东大汉,个头足有一米九,标准的军人,剑眉虎额,庄重严肃,立如松,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小伙子都追不上,冬天再冷不烤火,夏天再热不打扇。李来龙在解放临汾时,化妆成国民党军官,进城侦察,机智勇敢,屡立奇功,参加过一九五0年全国战斗英模大会。如此传奇人物却淳朴如老农,机警诙谐,平易近人。王耀柄,山东老乡,性格直爽,一言九鼎,可亲可敬。他们都是我崇敬的对象。不管是开会研究各大队上报的对敌斗争的材料还是他们给我们做指示的时候,我都十分谦敬虚心地聆听他们的发言,虚心向他们学习,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使我获益匪浅。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队中我系个别师生在别人暗中指使下,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无限上纲攻击丁亚同志时,我冒着回校挨整的危险,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解放军一边。因此,与解放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校后,我与他们保持通信联系多年,王积德副政委还专门给我寄过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精装本。到了1967年1月份,上海因造反派夺权,局势大乱。学校内两派内战,混乱无序,眼看毕业无期,深感前途暗淡,于是想当兵的念头更加强烈了。为此,我特地坐火车到了安徽滁县当时179师的师部大院找王政委。但当时中央军委还未下达“支左”命令,对地方事宜一概不能介入,王政委不能接见我(事后曾亲自写信向我致歉意)。我便到军分区去找丁亚副司令,表达自己悲观的心情,提出想退学当兵的要求。丁副司令留我吃饭,他的夫人于华是山东老乡,亲自下厨做了一条大鲤鱼招待我。丁副司令说,在校大学生当兵,上边没有政策,你先回校,等到毕业时再说。如果因在三和时和解放军站在一起的事影响了分配,我们不会不管的!王政委在后来给我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告别了丁副司令,连夜到了南京,想去找在三和认识的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何居岩同志。到了军区接待处,除了站岗的,一个解放军也见不到。只见满屋子红卫兵,闹闹嚷嚷,墙上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要当兵”,我一时热血沸腾,拔出笔来,在一张宣传画上写下了“许司令,我也要当兵!”几个大字,旁边又加了一行小字:“华东师大中文系一个红卫兵”。然后出挹江门,来到长江边上,用江水洗了一把脸,对着江面大喊:“投笔从戎,保卫祖国!毛主席万岁!”发泄完毕,坐上火车,黯然回沪,争取当兵的最后一搏到此结束,我当兵的梦想至此彻底破灭。

谁曾想大学毕业后,我却有过在部队生活了一年的经历。当时我被分配到一机部所属的一个内迁厂,先要到部队锻炼一年,于是我到了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守备三师师直学生连。从辽宁庄河转战黑龙江勃利县七台河特区宝山农场,再到乌兰浩特(当时划归吉林省)。虽然和解放军朝夕相处,自己也当了班长(排长以上的均为解放军),但当时知识分子已沦为“臭老九”,成了“再教育”的对象,尽管我锄地一个能顶一个排,杀猪打铁这些许多战士干不了的活,自己都抢着干,为此也受过表彰,得过嘉奖,但心情始终是郁闷的,情绪是低沉的,情感上是对立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当兵的自豪感是一点也没有的,有的只是屈辱和消极。想起我的那些当了兵的同伴和同学,他们早已提干,拿着比我高的工资,而且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有的同学还正当着“军宣队”改造着像我一样的“臭老九”时,真是后悔考上了大学而没去当兵。

为了表达当时的心情,我曾偷偷地写过这样一首诗:

北大荒里气萧森,歌声唱处是青衿。

斫木烧草开荒地,种豆割麦炼红心。

一日三餐吃冷饭,四时八节住野村。

读书有罪沦“老九”,“再教育”学解放军。

在部队窝窝囊囊地干了一年多,然后回到远在湖南的工厂。直至粉碎了“四人帮”,才算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入了党,提了干,算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但从心底里还是对解放军十分羡慕和崇敬。有时侯回首往事,总觉得没当兵是今生最大的憾事。如果人生真有来世,让我重活一回,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当兵。

就在我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我的二弟谟欣也高中毕业了,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大学不招生,农村青年要想离开农村就只有当兵一条路。因此他与其他的农村青年一样,也是做梦都想当兵。从十八岁那年开始,年年报名年年体检合格,但年年都走不成。有两年来带兵的解放军都看中了他,上门做过家访,也还是没有用。有一年,竟在集中报到的前一天被人替换下来!当时,有多少干部子弟、亲戚、贫下中农的后代在等着,哪里轮到我们中农子弟啊!中农仅仅是团结对象,在那极左的年代,连三岁的小孩都心知肚明,对你冷眼相对。所以老二也没有当上兵。虽然高中毕了业,学习也不错,别说当兵,连当一名民办教师或赤脚医生都没有他的份。

转眼间,三弟谟业(莫言)也长大了,虽然他连小学没捞到上完就辍了学,但由于天资聪颖,刻苦好学,文化水平早已比当时农村联中的中学生还高了。当时的农村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大学又不招生,所以当兵就更加成了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莫言也是从十八岁开始年年报名,年年体检合格,年年都参不成军,入不了伍。转眼到了1976年,莫言已经21岁,如果这一年再走不成,第二年就超龄了。

当时,莫言正在县第五棉花加工厂(河崖)当临时工,工作认真负责,开会积极发言,工余时间写表扬稿、办黑板报,还为职工上课,帮大家学文化,干活又卖力,因此受到领导表扬。年初征兵工作开始,上级说符合条件的临时工可以在厂里报名,莫言马上第一个报了名。事先,他和有关领导的孩子交了朋友,报名后,他托这朋友给有关领导捎去了自己迫切想当兵表决心的信,厂里领导也帮了忙,部队上来带兵的领导也喜欢他。此时,因为全公社的劳动力都去了离家百多里地的胶莱河工地,大队支书、大队长、民兵连长全上了工地,没有人出面刁难阻拦。当莫言得知自己已经被批准入伍时,十分高兴,兴奋得恨不能找个地方大哭一场!过了春节,有一天,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从水利工地上回来了,骑着自行车路过棉花加工厂,气呼呼地大喊莫言的名字,见到莫言,把一张应征入伍通知书“唰”地扔在莫言面前,一句话没有说,骑上车子就走了,那意思不言自明。在宣布入伍名单时,有的贫下中农竟然公开骂,为什么不让贫下中农子弟当兵却让中农子弟去当兵?但莫言终于还是拿到了入伍通知书。鉴于我的前车之鉴,全家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盼望着莫言早一天走,免得夜长梦多。

到了走的那天,别的大队敲锣打鼓送新兵,我们大队没人送,好歹地让一个小学教师给做了一朵红纸花戴着。到高密集合后,莫言来到了位于黄县的总参某部当兵。这期间,虽然我们大队有的贫下中农写信给部队说莫言出身中农,有个叔叔在台湾,但部队没有理睬。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莫言当兵的消息是莫言自己写信告诉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当时就让我吃惊不小。因为那封信写得太好了,不光是文理通顺,而且文采飞扬。信中把自己当兵的经过,当兵的心情,部队的环境,自己的决心写得生动感人。当时,我正在教一个高中班,学生因受“文革”的影响,作文一律是“碰到困难,学习语录,问题解决”的“三段论”模式,毫无真情实感。为了教学生作文,我在班上把莫言的信读了,然后告诉学生,写信的是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可见作文不难,关键要用功。学生一片声地起哄说老师骗人,这封信大学生也写不出来。我说,老师不骗人,写信的人是我弟弟,他只读了五年书。这件事,对学生教育很大。所以事情已过去了30多年,我至今记忆犹新。

总之,莫言当了兵,圆了我们哥仨的当兵梦。从此,莫言在部队锻炼成长,在领导的关怀和战友的帮助下,莫言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国内外知名的作家。我想,如果当初莫言当不了兵,或者部队领导听信了某些人的“揭发”把莫言从部队上退回来,莫言决成不了作家!所以,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的说法是绝对正确的!

我永远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

 

(作者单位:高密市第一中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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